馬克思所有制理論的文本解讀

——第十屆“馬克思學論壇”概述

中央編譯局博士后　姚穎 

　　摘要：

　　2009年2月13日，第十屆“馬克思學論壇”在中央編譯局召開。本屆論壇由中央編譯局楊金海研究員主持，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李惠斌研究員作“馬克思所有制理論的文本解讀”的主題發(fā)言（發(fā)言要點見《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年第3期《重讀〈共產黨宣言〉——對馬克思關于“私有制”、“公有制”以及“個人所有制”問題的重新解讀》一文）。[1]清華大學哲學系韓立新副教授為主要評論人（評論要點見本期《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刊登的韓立新的論文《關于“個人所有制”解釋的幾個問題》） 。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北京市委黨校以及中央編譯局的專家學者，圍繞李惠斌研究員的主題發(fā)言，就馬克思所有制理論進行了深入研討�，F(xiàn)將會議發(fā)言整理如下。

　　王峰明：順著立新的點評，我想就李惠斌先生的文章談幾點看法。��

　　1．重建的個體所有制的“本質”究竟是什么？首先應該確定“占有”、“占有權”與“所有”、“所有權”的具體含義。在經濟學中，“所有”和“所有權”是一束權利，包含了對財產的占有、使用、管理、轉讓、收益等等的權利，其英文表達是“ownership”，用單數(shù)形式�！罢加小焙汀罢加袡唷眱H僅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所有權中的一種，它同其他權利一樣，都可以稱作“產權”，即“property rights”，用的是復數(shù)形式。所有權要“高于”占有權。依此來看，我不同意立新的一個觀點：“共同占有”是可能的，但“共同所有”則是虛幻的；只存在 “個人”或“個體”的“所有”，不存在“集體”的或“共同體”的“所有”。這實際上否定了“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些所有制形式的學理的和歷史的合理性。單從經濟學意義上講，只要形成對財產的“集體”的或“共同”的處置，并且是多數(shù)人意志的貫徹，就都可以說是一種“集體”的或“共同”的“所有”。不應該過分狹隘地理解“所有權”。就解讀馬克思的“重建個體所有制”思想而言，我認為，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他不是在一般的財產的意義上講所有權，而是把所有權限定在對生產資料的權利上；第二，究竟什么是“重建的個體所有制”？與此相關的，究竟什么是“社會所有制”？什么是立新所反對的“公有制”？我認為，不能簡單地在單純經濟學的概念框架里進行詮釋。因為，在馬克思那里，經濟學與哲學是融為一體的，馬克思用哲學的視野和方法轉換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具體而言，馬克思是站在人的發(fā)展和解放的高度上分析、闡釋“所有權”和“所有制”等經濟問題的。而“個體”與“共同體”、“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系問題，在人的發(fā)展中恰恰是一個至為關鍵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及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之所以形成“少數(shù)人”發(fā)展而“大多數(shù)人”不發(fā)展并且前者以后者為基礎的歷史局面，原因正在于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私人”性質。在“私人所有”的條件下，不僅個體之間的利益是相互排斥的，而且個體利益與共同體利益也是相互排斥的。馬克思提出重建個體所有制，強調的就是對個體利益與共同體利益的辯證整合。另外，我認為，馬克思對此的論證方式是否定性的，他強調的是生產資料的性質的改變，即不再與勞動者的發(fā)展相背離、相異化，而是成為實現(xiàn)“每一個人”的發(fā)展的“共同”的基礎和條件。這在現(xiàn)實中是一個遠離和否定資本主義財產制度的歷史過程。我覺得，李惠斌先生的文章對未來社會中“重建的個體所有制”的“涵義”并沒有做出充分的概括和提升。��

　　2．重建個體所有制成立的根據(jù)究竟是什么？立新講，歷史發(fā)展本身有其內在邏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個體所有制的重建”是可以根據(jù)三段論進行推論的。而在我看來，歷史的邏輯首先是“歷史”的，它存在于歷史發(fā)展的現(xiàn)實過程之中；從邏輯的意義上，當然可以進行概括和推演，但不能訴諸于邏輯。馬克思的重建個體所有制思想，不是從邏輯中推演出來并確立起來的，而是從歷史的現(xiàn)實發(fā)展中，特別是從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中發(fā)現(xiàn)、證明和總結出來的。個體所有制的重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特別是在其“晚期”的發(fā)展中，就已經初露端倪，而不能僅僅將之看成是社會發(fā)展之線在未來的某個點上方始成就的現(xiàn)實。共產主義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否定的過程。是歷史的發(fā)展，而不是邏輯的演進，為“個體”利益與“共同體”利益的辯證整合提供了基礎和條件。��

　　3．如何看待“國家所有制”與“重建的個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立新和李惠斌先生都有這樣一種傾向：認為社會主義不是蘇聯(lián)和中國等現(xiàn)實社會主義國家搞的公有制，而是個體所有制的重建。換言之，“國有制”（state ownership）是非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形式，它與“重建的個體所有制”是完全對立的。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認為，“國家所有制”同“重建的個體所有制”并非對立的關系，它們是未來新社會在不同發(fā)展階段上采用的“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形式。“國家所有制”即“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2]，是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以后一定時期所不得不采用的公有制形式。而在社會主義發(fā)展的一定階段上，必須進行所有制關系的再變革，探索和確立更新更好的所有制形式。正是基于這種考慮，馬克思提出了“重建個體所有制”的設想。不能離開“國有制”來談論“個體所有制”的重建，前者是實現(xiàn)后者的基礎，只有在揚棄前者的基礎上，后者才是現(xiàn)實的和可能的。如果像立新教授所說的，重建個體所有制只能依靠私有制，甚至只能依靠資本原始積累，那么，這種所有制形式決不是社會主義的，也與馬克思的原意相去甚遠。��

　　4．如何看待“股份制”與“重建的個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對李惠斌先生談到的股份制，我想指出這樣一點：不能抽象地談論股份制的所有制性質。在發(fā)言中，李惠斌先生似乎過分高估了我國目前的一些股份制企業(yè)，特別是“技術”參股的企業(yè)。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一項技術發(fā)明包含有一定的價值，其市場價格可以圍繞價值波動。但是，如果依靠自己擁有的技術和發(fā)明，以股權的形式參與企業(yè)的利潤分享，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剝削關系。只不過，在這里，資本是以技術的形式存在的，而這種技術又構成特定形態(tài)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條件。因為，資本在本質上是一種“關系”，即作為生產條件的“死勞動”或“物化勞動”吸納作為勞動主體的“活勞動”而形成的一種經濟關系。不能僅僅在貨幣和機器等的形態(tài)上理解資本。��

　　5．最后，我想提一個問題，立新和李惠斌先生都講到：重建的“個體所有制”必須是勞動者所有，也就是勞動和所有的重新結合。那么，到底什么是“勞動者”？什么是“非勞動者”？資本家是不是勞動者？在什么意義上是勞動者？在什么意義上是非勞動者？土地所有者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我的意思是：對馬克思的重建個體所有制思想，不應當?shù)贸觥皠趧诱邆�體所有”的結論就結束了，實際上，在這之后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探討，涉及的理論面也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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