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團隊項目“敦煌殘卷綴合研究”負責人、浙江大學教授

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鎮(zhèn)，也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匯地，近七萬號敦煌寫本文獻就是東西方文化交匯交流交融的結晶，也是絲路文明最寶貴的實物遺存。然而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有不少原本完整或相對完整的寫卷斷裂成了一塊塊殘卷或殘片。通過類聚綴合，人們在分裂的殘卷斷片之間架起了一座座橋梁，破碎的文句、斷裂的絲路文明被重新連接在了一起。

李學勤先生在談到甲骨文殘片的綴合時曾說：“甲骨文的綴合完全是創(chuàng)造性的，就好像是真理在你手中逐漸展現(xiàn)出來，真是其樂無窮�！碑斂吹皆�本“骨肉分離”的敦煌寫本碎片殘卷經(jīng)過拼接最終“團圓”的時候，一種巨大的成就感和喜悅感同樣充盈在心間，讓人激動不已。具體而言，敦煌殘卷的綴合具有如下幾方面的意義。

恢復寫卷原貌

據(jù)研究，敦煌文獻源自道真搜集的“古壞經(jīng)文”，本多殘卷殘片。但在搜集入藏和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后的流散過程中，也有因種種原因而撕裂的，其可綴比例達25%以上。姜亮夫先生說：“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損裂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況，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處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zhèn)惗�、或藏日本，故惟有設法將其收集一處，方可使卷子復原。而此事至難，欲成不易�！苯裉炀Y合工作的任務，就是要把那些原本完整或相對完整的寫卷重新拼合為一，讓失散的骨肉團聚，這是敦煌殘卷綴合的最大意義所在。

比如斯8167號，殘片，存17殘行，倒數(shù)第四行有“弟一世間醫(yī)偈”字樣，《英藏敦煌文獻》擬題“押座文”“第一世間醫(yī)偈”。后經(jīng)比對此殘片與斯4571號《維摩詰經(jīng)講經(jīng)文》為同一抄手所書，而且就是從后者掉落下的一片，可以完全綴合，綴合后如圖所示。其中斯8167號殘片第3行“行行烈（列）座前”句后三字、16行“眼深豈易剜來減”句前三字均有若干殘筆撕裂在斯4571號，綴合后則密合無間。所謂“弟一世間醫(yī)偈”當校讀作：弟一、世間醫(yī)[王，善療眾病]�！百省弊趾笥妹疤�，領起其下韻文八句。與下文“弟二、世間父母憂其男女病。偈”云云格式正同，都是演繹上文所引用的《佛說維摩詰經(jīng)》經(jīng)文“以現(xiàn)其身，為大醫(yī)王善療眾病”云云之意。斯8167號殘片歸位后，不但斯4571號《維摩詰經(jīng)講經(jīng)文》第3片與29片之間原本脫落的大段文字得以基本復原，《英藏敦煌文獻》斯8167號擬題的錯誤自然也就顯而易見了。

確定殘卷名稱

敦煌文獻中殘卷或殘片的比例相當大，沒有題名者不在少數(shù)；即使相對完整的文本，也常有缺題的情況；部分寫卷雖有題名，但也每每存在題名歧異的情況。所以如何為寫卷定名是敦煌文獻整理研究的先行工作之一，也是“敦煌寫本研究中的最大難題之一”。一個完整的寫本通常有自己的題目，但被割裂肢解成多個殘片后，會造成原有篇題的缺失，所以有時局限在某一個殘片上，未必能擬定準確的名稱，而如能把相關的殘片或其他異本匯聚綴合在一起，則有可能使篇題失而復得。

如劉復《敦煌掇瑣》載伯2747、2648號“季布歌”，該二號均為殘段，本身并沒有篇題。所謂“季布歌”，乃劉氏據(jù)羅振玉《敦煌零拾》所載有相同內(nèi)容的斯5440號“季布歌”（題目系羅氏擬定）比定的�！抖鼗投蕃崱肪o接“季布歌”另載有伯3386號“季布罵陣詞文”一卷，劉氏云“此與前二號字體不類，是另一人所寫”。其實伯3386號即伯2747＋2648號之后殘缺的部分，三號字體完全相同，伯2648號末句“遂令武士”四字左部部分殘畫及“齊擒捉”三字在伯3386號，二者綴合后正好完整無缺。而伯3386號末有“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一卷”的尾題，則同一寫本撕裂的伯2747、伯2648號自然也應改題“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殘卷了。同樣，斯5440號原本無題，也應當據(jù)伯3386號比定作“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或據(jù)另一異本伯3697號擬題作“捉季布傳文”，而“季布歌”的題目則屬無中生有，應予廢棄。

確定殘卷系統(tǒng)

由于譯者或傳承來源的不同，同一文獻有時會有不同的譯本或不同的傳本，如《大般涅槃經(jīng)》有北本、南本的不同，《金剛經(jīng)》既有羅什譯本，又有留支譯本，《法華經(jīng)》有《妙法蓮華經(jīng)》《正法華經(jīng)》《添品妙法蓮華經(jīng)》的區(qū)別，《佛說佛名經(jīng)》有二十卷本、十六卷本、十二卷本的區(qū)別，《燕子賦》有甲本、乙本的區(qū)別，等等；即便同是《妙法蓮華經(jīng)》，也還有七卷本、八卷本甚至十卷本的區(qū)別。這些不同的譯本或傳本，內(nèi)容往往大同小異，僅就某一局部要判定其系統(tǒng)所屬有時并不容易。而通過殘卷的綴合，使孤立的殘片拓展為相對完整的區(qū)塊，則有助于我們對殘卷的系統(tǒng)作出更準確的判斷。

如日本濱田德海藏敦煌寫卷的來源及真?zhèn)�，向來為敦煌學界所關注。2016年9月25日，伍倫拍賣公司將其后人秘藏的36號寫卷于北京舉行拍賣，其中伍倫36號“《瑜伽師地論義疏》（孤本）”以人民幣87.4萬元成交。該本卷軸裝，前后皆缺，存2紙66行，原卷無題，方廣锠編著《濱田德海搜藏敦煌遺書》擬題同，該書序言稱該卷“雖然首尾均殘，卻從來沒有被歷代大藏經(jīng)所收，未為歷代經(jīng)錄所著錄，甚至是我們以前在敦煌遺書中也從來沒有見過的海內(nèi)孤本”。正由于這是一個“海內(nèi)孤本”，這樣的定名是否可靠，其實是不能讓人放心的。后經(jīng)發(fā)現(xiàn)，此本可以與北敦14734號綴合，二號內(nèi)容于“謂于過去具有/諸見，于其未來具喜樂”句前后相接，中無缺字，可以完全綴合。后者卷軸裝，首全后缺，存3紙97行，首題“瑜伽師地論卷第一，彌勒菩薩說，無著菩薩造”，《國圖》條記目錄稱該件與《大正藏》所載玄奘譯本對照，“經(jīng)文多所不同”。其實這二號既非玄奘所譯的《瑜伽師地論》，更不是只存“孤本”的《瑜伽師地論義疏》，而是吐蕃僧人法成譯的《瑜伽師地論》殘卷。法成譯本是區(qū)別于玄奘譯本的《瑜伽師地論》的另一個譯本，僅敦煌文獻中就保存了若干殘卷。此二號與同屬法成譯的丹麥哥本哈根圖書館所藏MS12號、北敦14025號《瑜伽師地論》卷一經(jīng)本字句基本相同，可以互證。

推斷殘卷時代

了解古書的成書和抄刻時代，才能確知它的史料價值或�？眱r值。敦煌寫本大都殘缺不全，斷頭少尾，有紀年可確定具體年代者不多，所以為寫本斷代是敦煌文獻整理研究的先行工作之一。

姜亮夫先生把敦煌寫本的“定時”作為進入正式研究的前提，“能確切定時，則一切準備工作，可謂基本成熟了”。多年以前，我在談到敦煌殘卷的斷代時，曾提出據(jù)內(nèi)容斷代、據(jù)書法斷代、據(jù)字形斷代、據(jù)紙質和形制斷代四種方法，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其實還有另一種斷代方法，而且也許是更重要的斷代方法，即據(jù)綴合斷代。當我們面對一個孤立的殘卷甚至斷片時，寫卷能提供給我們的時代信息往往是有限的，但如果把相關的殘卷系聯(lián)起來，有關的信息就可成倍地增加，從而會給殘卷的斷代提供直接或間接的幫助。

如北敦7183號、北敦2192號皆為佚本二十卷本《佛說佛名經(jīng)》卷五殘卷，各存2紙、10紙，前后皆殘，《國圖》條記目錄分別定作5—6世紀南北朝時期寫本、8—9世紀吐蕃統(tǒng)治時期寫本。后來我們發(fā)現(xiàn)此二號內(nèi)容前后相承，可以綴合。綴合后二號左右上下相接，銜接處斷痕吻合，上下界欄對接無間，原本分屬二號的“香”“佛”二字復合為一，可謂天衣無縫。此二號既可綴合為一，而《國圖》條記目錄斷代不一，顯有不妥。據(jù)二十卷本《佛名經(jīng)》形成于隋代以后考之，結合書跡書風的總體觀察，此組殘卷或以斷作唐代前期寫本為近真。

明確殘卷相關方

所謂相關方，是指跟寫卷傳播密切相關的人員，包括作者、抄者、�？闭�、持誦者、收藏者等。一個完整的寫卷，往往會有與相關方相關的或多或少的信息，而寫卷的割裂，則會造成這些信息的丟失，綴合后則可使之失而復得。

比如俄敦102號、北敦6350號、北敦6432號都是《佛說佛名經(jīng)》殘卷，但各自前后殘缺，又缺少完整的卷題，故前賢對其經(jīng)本系統(tǒng)及具體卷數(shù)都存在歧義。后來我們發(fā)現(xiàn)，此三號可互相綴合，其后又可以與北敦6351號綴合，形成俄敦102號+北敦6350號+北敦6432號+北敦6351號的綴合系列。此四號內(nèi)容前后相承，行款格式相同，書風書跡近同，當出自同一人之手。而后一號尾題“佛名經(jīng)卷第十三”，尾有題記“靈應寫”，據(jù)此，可以判定此四號應皆為靈應抄寫的《佛說佛名經(jīng)》卷十三殘卷。進一步調查我們發(fā)現(xiàn)，有“靈應”題記且筆跡相同的《佛說佛名經(jīng)》寫卷還有北敦14456號、斯5341號。再查敦煌社會經(jīng)濟文書，“靈應”其人見于伯3947號《吐蕃亥年八月寺卿蔡殷牒》、斯2614號背《沙州諸寺僧尼名簿》、伯2250號背《沙州儭司儭狀》、斯6005號《敦煌某社補充社約》、伯2250號背《沙州儭司儭狀》等寫卷，其身份分別為龍興寺轉經(jīng)僧、乾元寺僧人、龍興寺沙彌，生活在吐蕃時期819年前后、10世紀初到大約10世紀中葉、十世紀上半葉。前揭六號《佛說佛名經(jīng)》寫經(jīng)的抄手“靈應”，極有可能屬于這三個“靈應”之一。據(jù)此推斷，其抄寫時間大致可限定在9世紀初吐蕃時期至10世紀中葉歸義軍時期之間。

明確殘卷屬性

敦煌文獻的主體是寫本文獻，具有實用的性質，其中既有精美的寺院寫經(jīng)，也有業(yè)已遺棄的兌廢經(jīng)卷；既有各級官府的文稿案卷，也有底層百姓的便條雜寫；既有正式的法律文書，也有學郎的習字文樣，各種文本混雜其間。人們在定名和撰寫敘錄時，往往需要判斷殘卷的具體屬性，如官府公文、文樣、兌廢稿、雜寫、習字等。另外，寫卷的行款、用紙、字體等，也需要在敘錄中加以交代。但敦煌文獻殘損嚴重，所能提供的卷面信息非常有限，加之霉污老化，導致卷面模糊，要作出準確的判斷并不容易。而通過與其他殘卷的綴合，比較核驗，就有可能發(fā)現(xiàn)彼此矛盾之處，并進而尋求確切的判斷。

如北敦11814號、北敦9894號均為《佛說佛名經(jīng)》殘片，分別存10殘行和4殘行，《國圖》條記目錄分別定作7—8世紀唐楷書寫本、5—6世紀南北朝時期隸書寫本。后來我們發(fā)現(xiàn)此二號上下可以完全對接綴合，銜接處原本分屬二片的“尒”“脩”“時”諸字皆得成完璧，接合凹凸處亦密合無間。由此可見，《國圖》條記目錄關于此二卷的抄寫時間和書體的判斷必然有誤。通過分析寫卷的用字特征（結體多呈正方形，中宮緊收）、筆法（已經(jīng)具備典型的楷書寫法），可知原卷應為6—7世紀楷書寫本，個別筆畫帶有隸意，但絕非隸書。

判定殘卷真?zhèn)?/strong>

敦煌文獻主要是指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所出的古寫本及少量印本文獻。凡不屬于莫高窟藏經(jīng)洞所出，而從其他地方混入或后人仿冒假托的，皆可稱之為偽卷。由于種種原因，敦煌文獻中混入了不少非藏經(jīng)洞文獻甚至近人偽造的文獻，所以寫卷身份的鑒別也是敦煌學研究的一項基礎工作。假如“問題”寫卷能與可靠的敦煌寫卷綴合，就可證明其可靠性，從而為其平反昭雪。

如1944年莫高窟中寺土地廟發(fā)現(xiàn)的一批古代寫卷的來源，學術界曾有不同的聲音，后來施萍婷發(fā)現(xiàn)這批文獻有不少可與其他散藏的可靠的敦煌寫卷綴合，從而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它們確為藏經(jīng)洞之物。又如2019年7月14日，伍倫春季文物藝術品拍賣會上，伍倫7號拍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殘卷以402.5萬元人民幣的高價成交，一時引起轟動。該卷為著名敦煌學者兼文物鑒定專家周紹良舊藏，卷前有著名書畫家兼文物鑒定家啟功題耑并鈐印。原卷卷軸裝，前缺尾全，存9紙181行，行間有非漢文夾注。伍倫官網(wǎng)上附載的方廣锠敘錄稱：“從原件形態(tài)考察，確屬藏經(jīng)洞所出敦煌遺書……在3600多號敦煌遺書《金剛經(jīng)》中，此種在漢文經(jīng)文旁加注藏文本，唯此一件，可謂第一次漢藏文化大交流的又一見證，彌足珍貴�！庇羞@么多重量級學者經(jīng)眼鑒定，此卷的可靠性看來是不容懷疑的。然而，除了中、英、法、俄四大國家館藏敦煌文獻來歷清楚、基本可靠外，其他公私機構和民間保存流傳的敦煌遺書大多來歷不明、真?zhèn)螀�半，購藏和研究都需特別謹慎。伍倫7號出現(xiàn)在拍賣行，被定為敦煌唐人寫經(jīng)，半卷佛經(jīng)拍出400多萬元的天價，然其真?zhèn)稳绾�，人們不免還是有些疑慮。后經(jīng)比對，此號前可與北大敦20號綴合，二號行款格式相仿，字跡書風似同，接縫處行間非漢文夾注字母殘字可拼合為一，橫向烏絲欄亦可對接，其為同一卷之撕裂可以無疑。伍倫7號既然可與北大敦20號完全綴合，不但使這一海內(nèi)孤本得以以更加完整的面貌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而且也有力地證明了這兩個殘卷的可靠性，提升了它們的文獻和文物價值。

(責編：皮博、黃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