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學曾昭聰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詞源學史研究》（批準號為04CYY004），最終成果為《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詞源研究史略》。課題組成員有：史光輝、劉玉紅、李香平、師玉梅。

　　詞源學史是語言學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漢語詞源學史的研究是通過對傳統(tǒng)詞源學史上相關(guān)典籍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找出這一時期詞源研究的成果并把它們放在整個中國詞源學史上對其成績與不足進分析，從而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詞源學史上更多的值得我們借鑒的經(jīng)驗。古人對于漢語詞源的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總結(jié)古人研究的得失，為當代漢語研究、漢語詞源研究提供借鑒，為詞源學在當代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建立提供有力的材料和研究基礎(chǔ)，這是漢語詞源學史研究的學術(shù)目的。

　　該成果除“前言”、“結(jié)語”和“主要參考文獻”之外，由十四個部分組成，分別是：郭璞《方言注》《爾雅注》中的詞源探討；《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南方草木狀》中的詞源探討；《齊民要術(shù)》中有關(guān)得名之由的探討；《水經(jīng)注》中有關(guān)得名之由的探討；《顏氏家訓》中的詞源探討；原本《玉篇》中的同聲符同源字系聯(lián)；魏晉至唐代經(jīng)注中的詞源探討述評；顏師古《匡謬正俗》中的詞源探討；顏師古《漢書注》中的詞源探討；顏師古《急就篇注》對得名之由的探討；玄應(yīng)《眾經(jīng)音義》中的詞源探討；《慧琳音義》中的詞源探討；《酉陽雜俎》中的詞源探討；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中的詞源探討。

　　通過對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詞源學史進行考察，課題組認為這一歷史階段中的詞源研究成績（也是特點），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其一，既注重探討詞的音義關(guān)系，同時也注重揭示事物的得名之由。詞的音義關(guān)系研究是詞源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內(nèi)容，為詞語探源是音義關(guān)系研究的重要工作。例如郭璞注中揭示或暗示了疊音詞、單音詞的詞源，揭示了古今方言的語音變化；《顏氏家訓》中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古籍中詞義的來源進行深入探討，指明了詞源。另外利用聲訓進行探源也是這一時期一個比較普遍的做法。

　　其二，重視連綿詞、外來詞的詞源。連綿詞、外來詞是漢語中兩種比較特殊的詞語，對它們的詞源進行探討有相當?shù)碾y度。郭璞注揭示了或暗示了連綿詞的詞源；玄應(yīng)《眾經(jīng)音義》對連綿詞的詞源大多有正確的認識�！侗娊�(jīng)音義》訓釋了大量的外來詞，指出了它們的詞源在外語，而不是從本族語來探求詞義和詞源；《慧琳音義》對詞源的探討比《眾經(jīng)音義》更為精細，對外來詞的來源作了更明確的說明。

　　其三，注意到漢語漢字的特點，注重同聲符形聲字的字形與意義之間的聯(lián)系。例如原本《玉篇》對同聲符同源字的系聯(lián)，《說文解字系傳》中利用聲符或同聲符字以揭示詞源，說明通過形聲字聲符進行詞源探討是一種十分重要的手段。

　　其四，探討詞源注重目驗的方法。在這一歷史階段中，從郭璞開始，詞源探討工作中就注重目驗，用實際生活中的所見所聞的內(nèi)容來探討詞源。郭璞在語言學上的貢獻之一就是他對名物的訓詁方面采用了描寫的方式，這一方法體現(xiàn)在他的詞源探討上。此后，《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南方草木狀》、《齊民要術(shù)》、《水經(jīng)注》、《酉陽雜俎》等也大量運用了目驗的方法。

　　其五，詞源理論已經(jīng)萌芽。例如，《南方草木狀》、《匡謬正俗》等注意到了“語音訛轉(zhuǎn)”與名稱之間的聯(lián)系；《齊民要術(shù)》有所謂“以人姓字為名目，亦有觀形立目，亦有會義為稱”的總結(jié)歸納；《水經(jīng)注》“結(jié)合地名的研究提出來一個原理，即山川‘以物色受名’；其中有的是‘因聲以納稱’，有的是因色以納稱，有的是因形以納稱”；《慧琳音義》中有“從聲立名”之說；《說文解字系傳》中頗有聲訓和同源符字相訓的情況。這些都可以稱為詞源理論的萌芽。

　　這一歷史階段中的詞源研究的不足也是很明顯的。雖然研究成果較多、分布廣，但是，零散性成果多、系統(tǒng)性成果少，詞源探討的實踐多、理論少。

　　所謂“零散性成果多、系統(tǒng)性成果少”表現(xiàn)在這些成果散布于不同的古籍中，需要我們細心鉤沉才能發(fā)現(xiàn)。我們所評述的古人的詞源探討的成果來自古籍的注釋、筆記雜著和辭書，這些成果都不是專門的詞源研究性質(zhì)的著作。這一歷史階段中的詞源研究最多只能看作是語言文字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漢語詞源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時代遠遠沒有到來。

　　所謂“詞源探討的實踐多、理論少”表現(xiàn)在這些成果中雖然有許許多多精彩的詞源研究的實例，但在理論研究方面相對不足。例如上面說到的“詞源理論已經(jīng)萌芽”，無疑是理論上的探討，但這種探討在這一階段中的其他典籍中并不普遍。又如原本《玉篇》中同聲符同源字系聯(lián)頗多，但顧野王并未因此提出某種理論；又如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中頗有聲訓和同源符字相訓的情況，或以為其“因聲求義”可以媲美清代學者；但是，徐鍇并未提出“因聲求義”的口號，而且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都有很不正確的地方；清代學者的理論高度，徐鍇是無法達到的。

　　總之，這一歷史階段的詞源研究成果是比較豐富的，它們在詞源學史上承前啟后的歷史功績值得充分肯定。

　　該課題立足于漢語漢字自身的特點，對學界注意得尚不多的詞源學史中的一段加以研究，對漢語詞源學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可以為學術(shù)界撰寫更為完善的詞源學史或中國古代語言學史著作提供新的材料和理論依據(jù)；同時對當今的漢語詞源的研究如何繼承傳統(tǒng)、如何向深度廣度發(fā)展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