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大學趙琦副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金元之際的儒士境遇和文化傳承》（批準號為02CZS004），最終成果是專著《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

　　

　　“金元之際”是指從成吉思汗開始攻金（1211年）到忽必烈建國號為“大元”（1271年）的歷史時期。從1211年到1234年持續(xù)20多年的蒙金戰(zhàn)爭，無疑是時人形容為“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的一場浩劫。不過，在經(jīng)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磨難之后，中原的文化、制度仍然頑強地生存下來。士人作為中原文明的承載者，他們對中原文明的保存起了更直接、更具體的作用，因而通過對這一時期士人遭遇與活動的研究，可以深切了解中原文明延續(xù)和恢復的艱難曲折過程。該成果主要研究了儒士在蒙金戰(zhàn)爭中的遭遇，大蒙古國諸汗、朝臣對儒士的態(tài)度和舉措，儒士與世侯、蒙古諸王的關系，儒士與教育，儒士與傳統(tǒng)文化的延續(xù)和發(fā)展以及忽必烈繼位后儒士受到重視諸問題。

　　研究認為，蒙古統(tǒng)治者占領中原后的數(shù)十年中，將中原作為聚斂財賦的地區(qū)，長期沒有采行中原傳統(tǒng)政治制度。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儒士科舉、仕進的道路被迫中止，淪落到農、工、商、軍之列，或充當?shù)朗�、和尚，甚或成為奴隸。此外，也有一些儒士憑借自己所學的文化和知識，尋求資以謀生的職業(yè)：少數(shù)人成為大蒙古國的官員，但多是先前士人所鄙視的刀筆吏。還有些人寄食于世侯之門，或為蒙古諸王任用，或以教學為生。同時，蒙古統(tǒng)治者采取了一些優(yōu)待儒士的措施，如確立儒籍，在籍儒戶可以免除徭役，繼續(xù)從事文化活動。儒士在失去科舉的束縛后，加以蒙古人重視醫(yī)、卜、道、釋的風氣，促使他們或轉入其他行業(yè)，或廣泛涉獵各門學問，在經(jīng)學、史學、文學、醫(yī)學、數(shù)學、天文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績，為延續(xù)傳統(tǒng)漢文化作出了貢獻。儒士在忽必烈繼位后推行漢法的過程中，也發(fā)揮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二

　　該成果就當時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第一，關于“壬辰北渡”問題。在當時文人的文集或著作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北渡”、“壬辰北渡”字樣，但長期以來對其所指并不是很清楚。其實“壬辰”年正是蒙古對金朝戰(zhàn)爭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年（1232年）。這年二月，金軍主力在鈞州三峰山（在今河南禹縣）戰(zhàn)敗。元太宗五年（1233年）四月，蒙古軍兵入金朝南京汴梁（今開封）。戰(zhàn)爭中，聚集在河南地區(qū)的一些亡金官員、難民為逃避戰(zhàn)亂北渡黃河。蒙古軍進占河南諸州縣和汴梁城后，軍將大肆虜掠人口，作為私屬驅口，驅之北返。被俘虜者不可勝計。蒙古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幾居天下之半”。這次大規(guī)模的遷徙移民，史稱“壬辰北渡”。由于士人階層自身的特點，他們承受戰(zhàn)亂之苦的能力弱于平民百姓，傷亡更為慘重。他們多在戰(zhàn)亂和北渡途中喪命。少數(shù)保全性命的儒士處境坎坷，他們被驅為奴，四處流徙，又失所業(yè)�！按蠓�、士、衣冠之子孫陷于奴虜者，不知其幾千百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元好問于1233年 XE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汴梁圍城中，給大蒙古國中書省丞相耶律楚材 XE "耶律楚材，字晉卿，號玉泉、從源、湛然"寫了那封著名的長信《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請求他救助受指使之辱、處奔走之役中的儒士”。這段歷史之所以含糊不清，是由于絕大多數(shù)北渡士人都避諱談自己身陷為奴的悲慘經(jīng)歷。不過，從他們北渡后的居地絕大多數(shù)并非自己的家鄉(xiāng)看，他們寓居異地一定是出于迫不得已。

　　第二，關于十路課稅所的長官選任問題。大蒙古國時期的十路課稅所從錢大昕開始就是一個重要課題，但是課稅使事跡和課稅所所在地域都不是很清楚。該成果對首任十路課稅所正、副長官二十人以及此后任職者做了盡可能詳盡的考證，指出課稅所的人員大多數(shù)都是很早就與蒙古建立直接或間接聯(lián)系的人，并且他們大多數(shù)不是普通的儒生，而是有一定從政經(jīng)驗、為金朝或蒙古國各級機構任用的官員。尤其因課稅所最初是中書省的下屬機構，故不少課稅所長官來自中書省或行中書省官員。任用士人出任大蒙古國課稅所官員和佐吏，為當時流離失所、處境維艱的儒士提供了出仕機會，盡管這只是屈指可數(shù)的少數(shù)人，但它表明了大蒙古國開始有意識地選用儒生為其服務的態(tài)度。同時，對儒生的起用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以儒任吏的色彩。

　　第三，關于金亡前后儒士的南渡和北徙。許多金朝官兵、民眾在蒙古大軍壓境的情況下，絕大多數(shù)被驅北上，但也有不少人在宋朝的積極爭取下或自發(fā)、或隨降宋金軍進入宋朝境內。這些南下入宋的兵民中就有不少儒士，他們之中既有金朝高官，也有地方官；既有金朝名士，也有普通士人；既有年紀尚輕、受過良好家庭教育的官宦子弟，也有初習儒學的童子。他們在南宋接受了理學思想的熏陶，后來由于蒙古攻宋，又被蒙古軍帶回故國，成為將南宋理學北傳的中堅力量，如竇默、王粹等人都為理學北傳作出了貢獻。

　　第四，關于粘合家族與開府彰德問題。這是一個從來沒有被提出的問題。粘合重山在元太宗窩闊臺朝出任新設立的中書省左丞相。這位被視為蒙古開國相臣之一的重要人物長期被忽略，主要是因為本傳記載過于簡略，它處又極少見到他的事跡。該成果通過對其它史料的勾稽，對這位蒙古開國相臣的出身和事跡有所補充發(fā)明。研究認為，粘合重山作為“金源貴族”，以擔任怯薛必阇赤而受到窩闊臺的重用，并出任蒙元初期的中書省左丞相。他不僅協(xié)助耶律楚材共同治理漢地，而且多次帶兵作戰(zhàn)，并參加蒙古攻宋戰(zhàn)爭。粘合重山與粘合南合父子兩代開府彰德，聲名顯赫，對彰德的經(jīng)濟恢復、文化發(fā)展，均有一定貢獻。由于粘合南合行臺幕府的延攬，以及彰德的環(huán)境安定，文風甚盛，一批亡金名士聚集到彰德。這些人在學術、文學、藝術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詣，在蒙元初期為保存和繼承發(fā)展?jié)h文化作出了一定貢獻。

　　第五，金元之際儒士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地位。在蒙古統(tǒng)治中原的各級機構中，儒士并非以其具有的傳統(tǒng)社會功能——輔治天下受到任用，而僅僅是被當作能管理簿書、書寫文案的人才加以任用。直到忽必烈即位，飽受摧殘、埋沒的中原儒士終于迎來采行漢法、確立與中原傳統(tǒng)政治制度一致的封建官僚制度和儒士可以出任官吏的時代。中書省大量任用的漢儒宰執(zhí)，在確立國家各項制度、總管國家行政、起用人才等方面發(fā)揮了巨大作用。通過遍搜中原儒士在金元之際教育和文化各方面成就的史實，說明他們在這個危難時代盡管遭受種種困厄，仍多恪守天職，為中原傳統(tǒng)文化的延續(xù)和發(fā)展不懈努力，作出貢獻。

　　金元之際的儒士不可避免地先依棲于蒙古諸王、中原世侯等新貴之門，出任大蒙古國官員，后又登新朝廟堂，這不是個別人，而是一批人的選擇。如何評價他們的言行歷代以來都引起了不少爭論。元好問 XE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說：“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焙陆�(jīng) XE "郝經(jīng)，字伯常"說的更具體，他說：“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士于此時而不自用，則吾民將膏鈇鉞，糞土野，其無孑遺矣。”蒙古統(tǒng)治者以異民族、異文化入主中原后，中原傳統(tǒng)的社會結構遭受到嚴重破壞。面對異常嚴酷的現(xiàn)實危機，擺在中州遺士面前的首要問題不是死節(jié)，而是救生靈于水火。儒士通過蒙古諸王侍從、中原世侯幕僚、大蒙古國官員等身份，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繼續(xù)發(fā)揮其傳統(tǒng)的治世作用，或通過傳學授徒傳播漢文化，培養(yǎng)后進，使?jié)h文化在戰(zhàn)爭劫火之余，仍頑強地恢復和發(fā)展。在官僚體制得到新朝的承認和采納后，他們出任國家官員，直接參與了忽必烈 XE "忽必烈，廟號元世祖"變革蒙古舊制，參用漢法立國的社會工程。應該說，金元之際的儒士對挽救當時的社會危機、文化危機和傳承漢文化作出了貢獻，對大蒙古國完成從游牧帝國向封建王朝的歷史轉變作出了貢獻。

三

　　該成果對金元之際儒士境遇的研究，有助于對歷代知識分子問題研究的深入進行，并且還為這一時期的學術、文學、科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背景資料。對蒙元初期的政治、制度、機構、世侯、蒙古諸王、教育、文化等問題均有所涉及，一些問題在學界現(xiàn)有成果上還有一定突破，對于深入了解這一時期的歷史有一定價值。同時，對史料進行了深入的挖掘，遍涉元人文集、碑拓、方志、道藏、佛典諸類典籍，對于元代文獻的整理和前期史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參考價值。通過對金元之際儒士境遇與文化傳承的細致探究，所得結論與觀點對考察中國社會轉型時期之一——金元之際文化沖突的發(fā)生、發(fā)展、演進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為總體研究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化問題提供了素材。